下决心解决“挨骂”问题后，要注意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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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新闻按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发表重要讲话。深圳卫视直新闻为此特别推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系列评论。昨天发表的第四篇《做好国际传播从打破完美主义开始》指出，中国官员在国际舆论上的谨小慎微，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声音的传播。如何给他们一定的宽容及自由发挥的空间，是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以下是系列评论的第五篇。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课程主题是“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称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事实上，关于国际传播，习近平总书记过去有过多次讲话，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场合，尚属首次，同时这也是论述最为全面的一次。国内各大媒体属利益相关，是此次讲话的对象，予以重点报道并解读是理所应当。有意思的是，国际媒体如彭博社、CNN、《华盛顿邮报》、BBC、《联合早报》等也快速进行了报道，足见其意涵的重要性。
不可否认，中国提高国家软实力的努力已有时日，但中国软实力输出的效果和国际传播能力，无论是于国家期待还是民众期待，都有相当距离。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即便是中国普通民众也感受到了陡然上升的国际舆论压力，中国的国际传播影响力颇有些“力有不逮”。
尽管过去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片面指责与刻板印象从未少过，但在目前的新形势下，中国必须要下决心解决“挨骂”的问题了，不能再任其成为综合国力的一块短板，进而影响“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财政投入，帮助推动实际工作、解决具体困难。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做国际传播工作，主要负责同志既要亲自抓，也要亲自做。”这段指示所展示的决心与释放的信号，无需多言。
中央已下决心解决“挨骂”问题，具体如何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也作出了指示。笔者在学习相关讲话后，认为有如下几点是尤其需要我们注意的。
第一，要加强理论建设，但不对外输出制度。美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概念，有其一整套的理论与话语体系。尽管近年来如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行为，以及新冠疫情这面“照妖镜”损害了其解释力，但这一套自由主义话语概念与体系，仍然通行于西方世界，尤其是政学界。而且，从拜登打造所谓“民主同盟”的举动以及西方政客的一系列发言来看，他们会极力捍卫这一体系。
近年来国内有学者着力构建“中国学派”，阐述“中国道路”，也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融通中外的新概念，但理论的完整性与影响力仍不如人，这就需要国内学术界加倍努力。知识分子更要走出书斋，参与到国际传播中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要做到这些，显然不是如李子柒般的民间力量所能实现的，必须要靠学术界和媒体机构的共同努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揶揄所有官媒都抵不上一个李子柒有失偏颇，要知道，李子柒们的视频传播量再大，也无法影响西方政学界精英对中国的看法。
但是，在加强理论建设的同时，必须要防止步入一个误区，即刻意贬损西方民主制度，这只会激起更为激烈的对抗，无益于国家形象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讲话中强调要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请注意，没有民主观。
也就是说，我们要抱着求同存异的心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希望西方对我们亦如是。
第二，要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
必须承认，在国际传播上，中国存在着先天不足。比如说国际通用语言是英语，中国眼下还没有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那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英文精英媒体，也就不具备相应的议程设置能力。我们当然可以指责它们对中国持双重标准，这也是事实，但同时也要看到，目前的现实是这些精英媒体仍然在深刻影响西方社会的精英受众。
因而，能够在这些媒体上发表文章的学者、记者，只要不是极端反华和过于偏见，就应该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举个最近的例子，中国科兴疫苗在巴西小镇的实验非常成功，死亡率降低95%，而这样的“中国故事”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讲述的，对于外媒和他们的记者，不应一竿子全打死。
已逝“知华派”学者傅高义去年曾建议要吸引更多的美国记者驻华，“美国人希望能去到中国，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用自己的话语来讲述。”傅高义认为，如果中国能让更多美国记者来到中国，让他们能够更加自由地同中国民众交谈、和中国人交朋友，他们讲出来的故事更容易让美国人接受，这群在中国的“讲述者”完全能成为中美交流的桥梁。
近日，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美籍教师何伟将离开中国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何伟曾在1996—1998年在四川涪陵志愿服务两年，其后出版了“中国三部曲”——《奇石》《江城》《寻路中国》，在中美民间有较高的知名度，被视为傅高义所言的中美交流“桥梁式”人物。新冠疫情以来，何伟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多篇报道，虽然肯定有偏颇之处，但整体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的抗疫成就。他回应将离开中国时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能重新返回中国。”笔者认为，这样的人就属于“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大多数”。
第三，要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习近平指出，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在香港问题、新冠疫情、新疆人权等问题上，一些西方国家和机构以及一些反华分子试图通过引导国际舆论抹黑攻击中国。中国有关部门和媒体一直在进行有力澄清和严厉驳斥，但类似的舆论战至今仍未平息。西方甚至将我国外交官员的正常驳斥污名化为“战狼”，这当然是一种“话语陷阱”，没有道理且不可接受。
不过，中国对外传播不能只有“回怼模式”。怼回去爽是爽了，但从话语方式供给来说，一种“回怼模式”远远是不够的。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体系”就意味着叙事的多元，而不应该只有屈辱叙事和悲情表达。国际舆论斗争有其特殊性，并不是谁的嗓门越大，骂得越凶，效果就越好。“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显然无法只靠“回怼”来塑造。
当然，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该怼还是要怼，但这不妨碍我们反思是否有更为多元多样的话语方式。谦逊谦和，是中国人推崇的美德，相信也有其普世性。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我们不能舍弃这一美德。
近段时间以来，在国际舆论斗争上的一个现象是，官方与民间漫画画手乌合麒麟形成较为活跃的互动，漫画是一种突破了语言障碍的表达形式，值得重视。但是这种政治漫画的国际传播效果如何？塑造了怎样的中国形象？这需要传播学者客观的实证研究，而不应该是囿于立场的主观判断。
总之，在国际传播上，我们既要开放自信地讲道理甚至是斗争，也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噬传播效果。此间的时度效把控，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需要我们在工作中不断探索、反思、改进。